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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不是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
·编者按·
今年以来，地方政府接连受到中央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处理。其原因在于，自2003年，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但其落实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依赖高投资、巨额加工贸易、高能耗，以及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获取飞速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地方如何与中央达成共识，真正改变其发展观？转变政府职能，致力于公共消费，解决三农、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而不是暗藏博弈心态。
10月8日－11日，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政府希望利用增长所带来的资源，让更多的中国人直接受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人为本，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的发展观将被再一次强调，并冀此会议，达致上下共识。
在此背景下，本报选择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5个GDP已过万亿的省份，进行调查。
这5个省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曾起着榜样和先验的作用。但，他们曾经的发展模式也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
现在地方政府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是财政资金资本化，都去投资了。所以，投资热一直降不下去。
2006年，距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已有3年。但成效不明显。
于是，各界对此问题的剖析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地方政府。
3年来，地方政府在经济事务中“越位”，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缺位”的现象，确实没有根本改变。
不过，长期研究发展观，曾出版《新发展观宣言》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地方参与具体经济事务的热情自有其强大的逻辑动因，如果不进行税制、吏治等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恐怕落实科学发展观还需要很长时间。
10月8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在全会上审议。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六中全会，会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明朗的前景。
“科学发展观不是应急措施”
《21世纪》：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在地方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如日前国务院对内蒙违规的新丰电厂和河南郑州的违规大学城都有通报批评、严肃处理。其根源到底在哪里？
刘福垣：从2003年8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讲科学发展观，到现在已经有3年。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转变得不是特别理想。不仅是刚才提到的各种违规事件，而且从各县市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看就有问题，本来规划应该是发展规划，但许多省市县做的都是增长规划。这反映出发展观没有变。
为什么没有转变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27年来平均9.6%的经济增长率，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突然提出转变发展观？很多人以为这是应急措施、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把科学发展观，当成国民经济发展思路的根本转变。
除了背景大家没搞清楚，内涵也不清楚。
比如，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实际上是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即以人为本就发展，不以人为本就不是发展。
如果按这种发展观，那就要满足人的需求。人要求什么？是消费结构升级。人的需求现在卡在哪里？就是老百姓呼吁解决社会保障，要求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要求解决住房。解决这些了，就是发展。
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把这些都不当作发展，而是把上项目当作发展，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了。
“社会保障度就是社会和谐度”
《21世纪》：六中全会以“和谐社会”为主题。实现和谐社会的抓手在哪里？
刘福垣：社会保障度就是社会和谐度。如果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程度决定社会和谐程度。现在，我国社会保障度低，覆盖面才1.6亿人。如果六中全会、十七大提出必须解决全面社会保障，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和谐。
《21世纪》：很多观点认为我国人口众多，财力不够。要实现全民社保，钱从哪里来？
刘福垣：财力不够的观点不准确。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一步到位，全覆盖，高保障度，全国统一，纳入财政预算。
为什么要一步到位？就是中国特色。我们的劳动力面向市场的时候，不是真一无所有。我们有庞大的共有资产。
共有财产包括有国有土地、国有企业运营的资产、矿山煤炭等资源。这些财产用到社会保障上，就够了。
“吏治不变，再好的发展观都不可能落实”
《21世纪》：中国现在有5个GDP超过万亿的省份，在中国是主导和先导省份。他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如何从制度建设角度保证地方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刘福垣：只要中央明确了方向，从以下几个制度调整入手，地方就能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是改变吏治，吏治不变，再好的发展观都不可能落实。考核干部、提拔干部的机制要变。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来制定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宅等，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保障到位了，大家就敢消费，其实GDP也不会低的。
二要转变政府职能。各级政府要分级定位。而不是现在的分权定位。只有中央有宏观调控和大规划权，地方政府只有服务功能，没有规划功能。
现在连县一级政府都在做规划，一个县做的指标和国家是一样的，各种产业规划都有，各地都上汽车项目，这必然导致内斗，现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就是这样造成的。地方政府应该只管提供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秩序，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其他都归市场。
三是要改变财税体制。在转变政府职能之中，财政体制还要进一步的较大改革，对中央、省和省以下不同层级的政府事权，要做出合理界定，按政权———事权———财权———税基的逻辑链条，理顺匹配关系，形成各级的规范预算，以及自上而下的中央、省两级规范转移支付体系。
现在地方政府一方面缺钱，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另一方面是财政资金资本化，都去投资了。所以，投资热一直降不下去。应该是，财政资金为纳税人服务，不能搞投资。
所谓增长，不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政府就管服务，为发展创造社会条件。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转变的阶段。抓住和谐社会、提高社会保障，就相当于抓住了千斤顶，一点一点的把中国往正确的发展方向顶。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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